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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兴产业需要走出低端制造的困境

    硅料提纯采用德国技术,硅片生产多晶炉采用美国设备,生产硅片电池七道工艺中有五道需要进口设备;由于多晶硅提纯技术不高,一些中国企业仅能采用电弧法用炭还原制取纯度只有98%至99%的工业硅,然后作为工业原料以极其低廉价格卖到国外,经国外提纯至99.9999%以上再采购回来……
    发展新兴产业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优化地区经济结构的重大战略选择。但是,一些新兴产业正面临着顶着高端产业的名头,却只能在全球产业链中从事“低端”制造工作的困境。
    如何使刚刚起步的新兴产业真正“高端化”?掌握核心技术的途径在哪里?政府如何构筑一个适合新兴产业发展的平台?日前,在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办的2010“中国创新创业高峰论坛”上,众多来自政府、企业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为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建言献策。
    别让新兴产业成为新的“加工制造业”
    太阳能产业是新能源产业的标志,而新能源产业是新兴产业的代表。但是,目前很多太阳能企业只是从事着“代工”制造。太阳能产业所需的关键技术设备、市场需求、原料“三头在外”,即几乎所有的技术设备依靠进口,大部分原料要依靠进口,98%的销售靠出口。这种赢利模式与很多“中国制造”如出一辙,也导致我国光伏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环节。
    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划定了七个重点领域,包括新能源、节能环保产业、新能源汽车、生物产业、新材料、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。与会专家认为,缺乏核心技术,不仅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,新材料、生物产业、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也可能重蹈过去的电脑制造等“信息产业”的覆辙——虽为高端产业,却不能制造芯片,只能生产鼠标、键盘、外壳等低端产品。
    如何避免让刚刚起步的新兴产业成为新的“加工制造业”?
  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认为,新兴产业吸引人之处在于“新”,需要遵循创新驱动的规律。新兴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,其最大的特点是技术的不确定性,一种技术可能很快被另一种技术所代替。如光伏产业所需要的多晶硅的生产,从改进西门子法到物理法等,曾经历很多技术变迁,而一个新技术的出现是对前一个技术的颠覆性创新,导致前一个技术可能没有任何存在的商业价值。因此,创新是新兴产业能够发展的核心要素。
   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说,当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为新兴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,在下一个十年中,自主创新将成为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。
    掌握核心技术的途径在哪里
    没有核心技术的创新就谈不到新兴产业,那么掌握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的途径在哪里?
    与会专家认为,核心技术的产生需要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,包括物质、人才和资金三方面基础。
    第一,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是孵化器。孵化器被称为“科技企业的摇篮”,很多从事新兴产业的企业都是诞生于孵化器,如苹果、微软诞生于美国的硅谷,中国的无锡尚德
也是从孵化器中成长起来的。今年我国的孵化器已经达700家,居世界之首。尽管中国的孵化器在数量上已经超越美国,但是中国的研发力量却还与美国有很大差距,与法国、德国等技术强国也不可同日而语。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副主任王震说,中国只是孵化器大国,还算不上强国。中国的孵化能力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。“欧洲的孵化器里一般只有10多家企业,拥有专门的教练跟踪企业指导,但中国的孵化器还完全做不到。在上海,一般一个孵化器可能有100多家。”有专家认为,我国的一些孵化器还只是把技术变成为产业的孵化器,而不是技术产生的孵化器。
    第二,技术创新需要人才作保障。专家认为,目前我国真正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人才在四个领域:一是在一些国企;二是在民营企业;三是在高等院校;四是在过去办的科研院所。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刘小龙说,一个项目可能涉及方方面面,不是一个领域的人可以完成的,而被所有制分割的人才很难组合完成项目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打破条块分割,同时在现有团队基础上培养、叠加和整合。
    第三,技术创新离不开资金支持。新兴产业一般是中长期项目,技术风险还比较高,因此技术创新单靠社会资本很难完成。近三年,我国科技投入结构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,每年增长都在20%以上,而且从2008年开始,地方对科技的投入首次超过了中央。
    还有专家认为,技术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,还要按照客户的需求创新。上海陶氏中心是一家提供建筑、交通、能源、水处理、电子设备等领域解决方案的外企,在很多重点发展领域也要涉及新能源产业技术。陶氏化学大中华区总裁PeterSykes说,在亚洲地区,陶氏有50家大客户。为了了解这些客户对创新技术和未来发展的看法,陶氏定期请他们来上海中心进行讨论和沟通,制定出未来几代产品的发展计划。
    政府如何构筑创新平台
    良好的外部环境鼓励技术创新,政府应该如何构筑一个适合新兴产业发展的平台?
    冯飞认为,在中国单个企业创新能力比较薄弱的情况下,可以借鉴美国高新技术创新联盟的做法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美国产业界、政府、大学相互配合协作,发掘新商业设想,研究新技术,开拓新市场,成立了许多高新技术创新联盟。美国后来发展起来的高新产业中,重大技术创新基本上都出自联盟之手。在具体实践中,美国政府一般是在公司企业自己先觉得有了需要,并进行初步设想和规划后,再对创新联盟的组建以及随后工作提供相应协助,从法律、资金、计划制定及实施三方面对联盟给予支持和指导。他建议,创新联盟的形成,千万不能搞成封闭式,而必须是开放性,这样才能使更多有研发实力的民营企业介入。
    朱晓明等专家则从制度环境建设上给出建议。他说,我们需要优化制度环境,消除负面因素,包括行业壁垒,过度审批、大量寻租、不合理的税收等。刘小龙说,中国发展高新产业要先改革准入和税收制度,“中国的高新区要应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,应对全球化的竞争,必须抓投资环境,破政策瓶颈,而抓投资环境,破政策瓶颈,就必须由中央政府层面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。”
   在美国生活过十多年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方睿哲指出,美国在创新、突破方面可以领先于世界,部分缘于美国社会对创新和创新者鼓励的态度。中国对于技术创新的环境还要宽松一些,要对创新中的失败更宽容。
  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伟认为,新兴产业并不是完全独立地存在的,它与传统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,尤其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,更是给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。比如,随着国家节能减排的指标越来越大,将给企业提出很高的要求,但反过来却给生产这类环保设备的企业,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。因此,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,新兴产业如新兴的与节能、环保、科技相关的装备制造业等,将有巨大的发展机会。他建议,政府应该摸清这个市场有多大,并制定有关扶植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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